与敌殊死苦战，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
但战场形势一变，国军的对策也开始由上而下跟着变化。
战斗系列由以前的全军出击，变成了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和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都安排在了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希冀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
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某忠部同样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
在常某人眼中，红党自然是杂牌军，所以八路军被派遣到了华北战场。
但他太小瞧了红党，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将游击战术运用的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最高水平，他们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
而且红党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的老百姓重新认识了这支抗日队伍，根本不是果党报纸上宣传的那样。
他们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良好的军纪，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的拥戴，再加上红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红党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
不到三年时间，红党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迅速发展到了几十万。
力量壮大之后，八路军也有实力开展正面战场。
“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红党这边便打了一场漂亮的大仗——“百团大战”。
1940年，八路军动用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辽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
对于日本人来说，这场大战来的太突然了。
红党几十万人马，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漏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也不消停。
“百团大战”不但歼灭了不少日伪军，也为正面战场疲以奔命的国军赢得难得的喘息之机。
可是，它大大提高红党知名度认可度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
第一，八路军使得日军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更严酷更大规模的扫荡开始了。黄埔一期毕业的副总参谋长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
第二，常某人起了猜忌之心，在心中埋下了小九九。
受舆论压力，不得不忍气吞声咬着牙才给了你三个师十二团的编制，向你开赴前线，原本就是想借日寇之手将你消灭…
但这次几年啊，你居然有了一百多个团的实力，没经过我的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
常某人还未动手，有一个人早就不耐烦了--果党江苏政府主席韩德勤。
此人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在控制区的问题上长期存在矛盾，双方多次摩擦，国军输多胜少。
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韩德勤探知新四军在执行什么“三山计划”，在自己眼鼻子底下长期发展还不满足，现在更准备“鸠占鹊巢”。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压根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人，直接和新四军在江苏黄桥干了起来。
这便是黄桥之战，40年10月6日结束。
韩主席雄心勃勃，但却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一场大战下来，被新四军歼灭一万多人，部队缩水到四千点。韩主席很没面子，常某人同样很没面子，但他却引而不发，只是让人给红党和新四军发电质问：“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为什么擅自扩军？
既然你们现在有五十万人了，作战编制应该和作战任务一致，现在立刻开赴前线。”
双方电报你来我往，一番讨价还价，常某人提出，国军和新四军发生过冲突的部队调离，红党在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合到黄河以北，向河北进发，一来避免摩擦，二来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
红党的答复是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
这显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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