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李克用与阿保机结盟后，急于拆散这一同盟，故此笼络阿保机。中原文献不载天祐三年事，应当是羞于朱梁示好夷狄之举。这一态度可以得到《册府元龟》的验证。该书纪开平元年五月契丹来使后曰：“契丹久不通中华，闻帝威声，乃率所部来贡。三数年间，频献名马方物。”十足把契丹描绘成了敬仰上邦之蛮夷，主动朝贡，恐非实录。结合中原与辽朝文献，我们其实大体可以推断，在朱全忠伸出橄榄枝后，阿保机之回应还是相当积极的。
在李克用主动示好后，阿保机并未如约出兵攻梁，反而背盟与梁交通，反映出此人对中原局势的密切关注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阿保机虽是偏处一隅的异族，但就此看来他不仅对唐王朝即将覆灭有所预期，而且对唐末中原的混乱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可能是因为看出，无论是李克用还是朱温，在这场较量中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他选择了依违二者之间。在天祐三年朱全忠来使后，阿保机认为时机已成熟，因此次年正月取遥辇痕德堇而代之，登上了契丹可汗之位。李锡厚指出，阿保机之所以能代痕德堇为汗，在于其在中原声威的增长。根据上文的分析，李克用和朱温竞相笼络阿保机，的确可以支持这一论断。
梁开平二年（908，即阿保机称可汗第二年）阿保机遣使至梁求册封事虽不见《辽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见于《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及《资治通鉴》，当无可疑。不过，由于他并没有兴兵攻晋，封册一事就此作罢。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机与朱梁仍有较多来往。同时，他也并未与河东李氏决裂。据《辽史》，辽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后，阿保机“遣使吊慰”。而据《旧五代史》，其时潞州将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际，李存勖向阿保机求救，阿保机“答其使曰：‘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许出师。会潞平而止”。“许出师”云云，疑是敷衍之语，不过这也说明他认识到朱全忠虽能废唐帝而自立，但恐尚无能力统一中原，因此仍然选择依违二者之间。
梁乾化二年后，史料中再也见不到阿保机遣使赴梁的记载。同时，我们也看不到他与河东有何联系，因此这并不意味着阿保机转而臣服李氏。这是为什么呢？朱梁自立国之日起就与沙陀李氏连年交兵，乾化元年柏乡大败后一直处于劣势。乾化二年，梁太祖为次子所弑，朱梁陷入内乱，其前景更为阴暗。但同时，河东李氏也还没有能力在这场纷争中取得绝对优势，中原形势可谓一片混乱。阿保机乾化二年后既不朝梁也不聘晋，不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踪中原局势的发展，而且暗示他可能已有称帝的念头。
但此时阿保机称帝的时机还未成熟，契丹内部挑战其权威的还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并不稳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机诸弟三次叛乱，他的政治前途险象环生。太祖七年诸弟之乱平息后，八年阿保机对异己势力进行了全面清算。公元916年，阿保机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称帝建元。对于这一时机的选择，当然与内乱平定有关。不过，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可能也是因为912年以来朱梁李晋相持不下，中原局势异常混乱，让阿保机清楚地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那么在阿保机的心目中，他所建立的大契丹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称帝建元，是在统治者称号和政权纪年方式这样关键性的礼仪方面模仿汉制。而匈奴、柔然、突厥及回鹘都未称帝，亦不建元。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这是在礼仪和统治者继承人的制度性安排两方面采用汉制。此后辽太祖又有进一步的措施。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按《五代会要》，“契丹本无文字，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契丹与事者有耶律突吕不及鲁不古，据《辽史》其本传，前者以赞成功“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后者“授林牙、监修国史”。契丹国书的创制，应与王朝政治有关。国子博士、知制诰、监修国史诸职，是中原官名。这些都反映出阿保机的汉化倾向。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此处的“正班爵”尤非虚语，阿保机对其时契丹诸职的品级班列进行了明确规定。事实上，早在他称可汗期间，就已变现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太祖七年平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