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官场文化，而中国人的官场，历朝历代以来，都离不开两个字一一党争！
党争！顾名思义就是官员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
天草四郎曾研究过中国的历史，知道但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永远离不开内斗，这几乎是华夏民族的特性，就连后世一场强大的美国都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就是条虫。
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党争更是层出不穷，好像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中国人在这件事上一下子都变成了脑残一样，前一个朝代，因为党争灭国，后一个朝代接着干。
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其一就是，北宋的新旧党争，宋神宗时国家积弱，国库空虚，所以用王安石为相，实行改革，但是王安石的青苗法、保甲法等，立意虽好，执行不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因此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反对，要废新法，两派相争不休。
王安石刚愎自用，认为反对他的人都是俗流，是尧舜时的四凶，所有反对之言都是唱衰政府，这些大石头不铲除，国家怎么有希望？
于是大肆整肃御史，控制言论，反对者被贴上标签，下狱的下狱，流放的流放，连苏东坡都不能幸免，因在诗中感叹时事而下狱。
后来王安石倒台，旧党立刻采取了疯狂的报复，今后数十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热热闹闹，将一个好好的大宋王朝折腾的病入膏肓。
其二就是发生在晚唐的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大唐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
“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
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
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
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
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两党在具体问题上各有是非，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
唐穆宗长庆年间牛僧孺做宰相时，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四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
而唐武宗时，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不久忧郁而死。
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也加深了大唐后期的统治危机，加快了大唐王朝的崩溃。
其三则是发生在明朝的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与三党，既浙齐楚三党，以至发展到后来与阉党的纷争，也给明朝这个大骆驼压上了最后一棵稻草。
东林党是源于无锡的东林书院，其开创者为当时已罢官为民的顾宪成，另外二人为邹元标以及赵.南星，其次外加高攀龙等人。
东林党在把持朝政后秉承“非我族类必有异心”的原则打压三党导致了三党与阉党的最终结合，后来阉党对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则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这场几十年间的战斗东林党人看似为国为民、大义凛然，其实与唐代的牛李党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这些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在天草四郎的眼中无疑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牛李党争将繁花似锦的大唐王朝拖入了灭亡的深渊。北宋的新旧党政，则将华夏历史上文明空前发达，经济空前繁荣的北宋弄得半死不活，结果白白便宜了女真人。明朝的党争更是将大明王朝最后的一口气折腾没了，弄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让满洲鞑子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第十四章李义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