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战乱期间，甚至到了解放后，大量青铜器还是不断流往国外，更有甚者，在19世纪末至2o世纪初期曾有大量高古青铜器被盗劫、掠夺、贩卖到海外市场，凡此种种都为海外青铜市场奠定了基础。
陕州古城青铜器收藏家王先生也说过：“青铜器在我国是被禁止拍卖或私下交易的，中国有明文规定，如果不能提供详细资料证明该件青铜器为49年之前出土的，都应归国家所有，因此一切买卖青铜器的活动都视为非法。
事实也如此，国家对于青铜器买卖类的犯罪打击的力度是很大的。
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国内青铜器收藏拍卖市场的展。”
正是因为国家目前对青铜器市场买卖的限制以及国内握有雄厚资金的大买家缺乏预见性，未能对青铜重器引起足够重视，导致纽约和伦敦几乎主导了中国青铜器的市场，并且在拍场上拍青铜器的成交走向已经成为判断青铜器趋势的重要标杆。
就近十多年的海外拍卖情况来看，青铜器上拍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远不及书画以及瓷玉庞大的交易数量。
青铜小件不做统计，具有观赏价值的中等以上体量的青铜器平均每年的上拍量不过百件。
也许被明清官窑的行情和势头所掩盖，青铜器在不温不火中交易价格虽在逐年增高，却并不为人所重视。
直到皿方罍的出现方给艺术品市场带来有力地警醒，重新把很多人的视线转移到重要的青铜文化上来。
令大家记忆犹新的应该是，在2ooo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以高达万港元成交，成为当时成交价最高的中国瓷器，一度被业内津津乐道。
而在同年秋季，一件长29.9厘米的西周青铜簋仅以17.4万英镑拍出，成为年度最贵的中国青铜器。
在其价格参照下，其余数十件青铜器成交价均在数万美金左右。
然2oo1年3月，这件高度达到63.6厘米的缺盖“皿天全方罍”拍出了924.6万美元(约合7ooo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当年中国青铜器、中国艺术品的最高纪录。
第三五二七章 外热内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