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再把皇帝放在心上。其后献帝逃出长安，落难洛阳，召会关东诸侯来救，结果伸出援手的只有一个曹操，一个张杨。当时雄踞河北，势力最大的袁绍袁本初动也不动，意在割据，毫无奉迎天子之意。
袁绍最初的谋算，是拥戴宗室、幽州牧刘虞刘伯安登基，做自己的傀儡，但却被刘虞严辞拒绝了。倘若裴该也是袁绍一般考量，那他能够拥戴谁？他应该留台后就去讨好司马保啊，又岂能应朝命而反讨司马保呢？再者说了，袁绍要拥戴刘虞，是因为刘协不在手中，裴该可是一度捏着天子哪，又何必再还之于洛阳？
而且汉末之时，等曹操将献帝迎至许昌，袁绍不也反悔了吗？不是伸手问曹操讨要献帝吗？复因不得，发兵南下与曹操在官渡争雄……
自从曹孟德“奉天子以讨不臣”以来，手捏皇帝，就成为绝大多数士人所认定的擅权的唯一途径。那么裴该不把天子留在身边，不操控天子，就不能怀疑他有什么野心吧。割据关中，岂如拥戴天子而操弄天下来得风光啊？裴大司马何必取此下策？
除非你硬要把裴该想得太短视、太无谋，那我也无可反驳。
对此，祖纳本人是比较倾向前一种说法的，在他的观感中，裴该基本上属于正面角色——当然无可否认，在初奉天子之时，曹孟德也是正面角色；在才发动“高平陵”之变的时候，司马懿也是正面角色——但此外还隐约抱持着一种特殊的观点，故而今日特意提出来问祖约——你又是怎么看待此事的呢？
祖约明显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老实回复道：“在弟看来，裴文约之所以归天子于洛，而自留关中，是为变制也……”
祖纳闻言，双眼略略一眯，心说这小兄弟果然日益成熟起来了，竟有这般见识，不容易啊……倘若他的秉性也能更成熟一些，那我就无忧了。
他故意不说话，等着祖纳详加解释——
“裴文约实欲操弄国柄……或者退一步说，彼欲光复社稷，成就不世之功。然而有我祖氏的牵制，若共辅天子，恐蹈昔日索、麴的覆辙，且旧臣亦将掣肘。是故归天子于洛，自留关中，令不二出，更变旧制，以强其军也……”
晋朝最初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如后世成熟，却也非汉初时相权足可拮抗君权的状况，朝命八公，而政出尚书省，且有中书、门下略加制约，理论上只要不封拜丞相，就不可能真正的一言堂。虽说拜相确有前例，但基本上全都是宗室藩王，以裴该的身份，还并不够格。
倘若裴该挟天子于长安，自然有机会拜相，但其时他羽翼尚且不够丰满，恐怕会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或者起码是侧目而视。而若不为丞相，他就必须将权力分予诸公，分予诸尚书，更重要的，要将权力与并肩作战的祖氏分润。如此一来，掣肘必多，对于尽快富国强兵，实无益处。
祖约曾任尚书，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官僚体系的运作是多么烦冗、迟钝，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妥协，是多么使人头大且恶心。裴该为了保持在洛阳朝堂上的影响力，特使其岳丈荀崧入主尚书省，梁芬为首的关西士人更是遍布朝堂，使得祖约即便有祖逖和祖家军作为后盾，行事亦不能畅意，很多施政措施无法顺利通过。
那么倘若裴、祖共居一朝呢？裴该若有啥举措，他祖士少肯轻易从命吗？以己度人，必然矛盾频生，甚至于最终会导致双方决裂啊！
这就是祖约所说的“若共辅天子，恐蹈昔日索、麴的覆辙”。
“裴文约镇守长安，西事一以操之，虽云行台，不过幕府属吏而已。则其自筹兵马、变更制度，可以丝毫无阻——大司马三军之强，以弟想来，亦为此因。”
国家制度是因时而变的，不可能永远维持。自晋武帝司马炎建国定制以来，已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即便没有天下大乱，很多规章制度也到了需要修改的地步。祖约既然做过尚书，统筹全局，对此再明晰不过了。然而朝中大老多数无进取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他提出的各种建议，往往都当耳旁风，即便在尚书省内部，也以因循之辈为多，祖士少拉不齐足够的拥护者，实感烦闷。
他有时候就在想，三兄你为啥只关注军事啊？岂不知唯国富才可兵强？岂不知唯制度应时顺人，才可使国富饶？
第五章、二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