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因为秉政时间较短，反倒干得少些。不过从朝廷角度来说，高拱也好，张居正也罢，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
其二是理学家的非难。顾宪成批判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是对礼教法制的败坏；又否定“心即理”的普遍意义，认为“心即理”只有圣人能做到，普通人用之“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
顾宪成作为欧阳德的再传人，以东林党领袖的身份批判王阳明，可以说对心学打击甚大。东林党人的另一领袖高攀龙与顾宪成一唱一和地对王学进行批评，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破坏名教，是“大乱之道也”，并批判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悟的是佛老之旨，不是儒家格致之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学。
顾、高对王阳明的批判，成为明末清初学者对王学批判、清算、发难的始作俑者。其后有张杨园、陆稼书、张武承、黄宗羲、陆桴亭、顾炎武、张伯行、王夫之等一批继任者对王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反思。
至清初的颜元，更是提出惊人的“以学术杀天下”的论断以非难王学，这对王学无异于是釜底抽薪，是“必杀之而后快”了。
其三便是实学思潮的兴起。如果说阳明心学的兴起是为了救治程朱理学支离、没有生机的弊端，那么“实学”的兴起就是为了救治阳明心学空疏、虚无的弊端。
面对内忧外患的晚明政治，“亡天下”的危机催逼出一批呼吁经世致用的学者。朝堂之上的先不必说，士林之中的代表人物则为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等。
他们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批判“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气，提倡“务实”之风。虽然是对王学的一种修正，但也变相地加速了王学的衰落。
其四则是改朝换代。鞑清认为程朱理学所构建的天理所代表的封建礼教体系更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而与明廷一样大力宣扬和表彰程朱理学。
譬如康熙就毫不吝惜地赞美朱子：“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其亲自指导编写的《性理精义》，以及重新刊刻的《性理大全》，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其实如果只做这些，还是能够理解的，但问题在于鞑清所做不仅如此。这些“以小族而凌大族”的统治阶级还大兴文字狱，消灭个性，泯灭掉心学生存的土壤，让华夏大地在思想层面从此变得死气沉沉。
与此相反，阳明心学被庵桂悟禅师带到日本，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传播和发展，成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根基。
为何要就心学这个话题说这么多？因为不说这些就不能解释高务实的立场：
心学不能进入朝廷系统，但心学必须要被允许在民间流传。
进入朝廷，影响行政，朝廷的运转就会出大乱子，一旦所有官员或者大部分官员都开始佛老化，开始袖手只谈心性，那谁做事呢？朝廷摆烂不做事，这天下不乱才见鬼了！
但心学流传民间却很有必要，因为民间不能一潭死水，必须坚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社会机制，让人们能够发挥想象，丰富精神世界，最终通过解放思想而出现更多的民间创新人才。
有人可能要说，不对啊，现在的创新不大多是实学派的排头兵——京华体系下出现的吗？怎么反而要在民间鼓励心学传播呢？
这个话题就有点太极了——阴阳缺一不可。
实学派排头兵京华确实搞了很多发明创造，但前提是高务实在做方向指导，可是他高务实终有一日也是要死的，他死后的京华还能不能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那可不好说。
毕竟高务实现在自己都很警惕京华的垄断模式，认为其不可持久，也不能让其持久，早晚有一天，必须由他自己亲手将京华拆分开来，否则必成后患。
京华体系既然被高务实认为过于垄断，不利于竞争，甚至不利于思想解放，那么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这件事，就只能让有点自由主义倾向的心学去做了。
第290章 封禅(廿九)心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