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就以常规性工作方式的名义，扭曲了部分干部的工作理念。没办法，大气候是这样，具体到基层干部个人，也只能随波逐流，你不这样，你就是另类。”
舒晴说：“你刚才说的对，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从出现这么多看似合理其实是违规的现象。改变这种现象，扭转社会风气，就只有依靠法制，依靠制度，当我们的社会秩序由人情向法制转化后，这种情况，就会不存在了。也就是全社会都纳入法制运行的轨道后，基层乃至整个社会就不会出现或者较少出现一些不正之风了。”
彭长宜长长叹了一口气，没有表态。
舒晴扭头看着他，说道：“我说的不对吗？”
彭长宜嘴角向上一弯，露出一丝微笑，说道：“你说的对，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达到的，但是，凭我一个基层干部的经验看，没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改变不了的。这个相当长的时间还得是我们真真正正地想改变，真真正正地想这么做。”
“有这么悲观吗？”舒晴问道。
彭长宜答道：“这可不是悲观，这是客观事实。如果认为这是悲观，那就会蒙蔽我们的双眼，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舒晴笑着说道：“呵呵，受教了。”
彭长宜忽然意识到，他不知不觉中，已经掉进了舒晴为他设置的“套”中了。他特别强调：“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与我本身的职位无关。”
舒晴笑了，说道：“我喜欢这样的畅所欲言，再次声明，我只是了解和探讨，绝不写成书面的文字。我一个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既然不能做女娲补天的大事，最起码也能做到杞人忧天吧，或者因为我也是一名党员吧。”
彭长宜不再那么抵触舒晴的论题，他说道：“西方有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在现代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的角色。这一论断对中国而言尤为贴切。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革命现象时也指出，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际决定着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话：得农村者得天下。”
“说的太对了。”舒晴感觉彭长宜不那么抵触她了。
彭长宜说：“尽管我抵触你的研究论题，但其实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恼。这种苦恼是无论如何不能对外人讲的。我现在比在乡镇的时候好多了，我当乡镇干部的时候，尝遍了各种酸甜苦辣咸。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干部，什么叫地板干部，就是最底层的干部群体。处在最底层，却肩负着维护一方稳定、发展一方经济的重任，这些基层干部们的行为，是最具体而直接地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和形象问题。然而，这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身心压力没有人更多地去关注、去关心。”
舒晴说：“我想，我现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长宜点点头，接着说道：“这是咱们私下里讲，基层干部，真的是苦恼多于快乐。当年我在基层的时候，总是抱怨上级不理解下级，现在我有幸到了原来上级的位置，也烦他们跟你诉苦，只要你一布置工作，任务先搁在一边，他们先跟你强调各种的困难，各种的苦。时间长了，我也懒得听了，我经常这样说：困难有呗，的确有，我知道，因为我也在基层干过，殡葬改革期间，黑天半夜，我亲自抬过死人，清理整顿五小的时候，我带着人，蹲坑守候，风餐露宿，防止冒烟，甚至遭人暗算，基层工作，能没有困难吗？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嘛？国家天天给你开着工资，就是让你喝茶看报纸吗？还有一点，就是山区的干部好管理，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干部越不好管理。”
舒晴问道：“依你看，基层最大的工作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干群关系吗？”
彭长宜摇摇头，说道：“干群关系称不上是最大工作难点，最大的难点我认为是权小责大。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就把这种矛盾比喻成小马拉大车。”
“哦，怎么讲？”舒晴对彭长宜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彭长宜驾驶着方向盘，在稳稳地超过一辆车后，才心平气和地说道：“首先，经济发展是基层最迫切的问题。发展地方经济，恐怕是任何一个基层干部都想做的事，不管上级有没有这样任务指标，
第111章掉进她设的“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