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募捐活动中，除了大量捐款外，义赈组织还收到了许多从价值不菲到略可变价的物品。
由于灾情火急，加上助赈物品愈积愈多，如何将之尽快转为赈款就成了一个迫切待解的问题。
而率先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并找到一条便利途径的，则是上浦的义赈人士。
作为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浦亦是吕宋票最集中的销售地，故而当地义赈人士想到仿效吕宋票来处理助赈物品。
光绪五年八月初八日，上浦义赈组织仿照吕宋票之法，制作彩票二千张，向社会公开销售。
此次赈彩销售颇为顺利，一月之间，二千号彩票便基本售出，并如期举行了开彩活动。
而在上浦的启发下，扬城的义赈人士如法炮制，在同年十一月也成功处理了一批助赈物品。
受光绪五年售彩活动的鼓舞，到光绪八年，义赈人士甚至开始尝试将售彩助赈发展为一种募捐手法。
是年，有义赈人士趁当年举行乡试之时，设立了“元魁夺彩会”，稍后的类似手法还有所谓“元魁得意会”和“元魁夺标会”，其做法都是以押彩中举士子来售彩筹赈。
尽管这些手法试图结合“闱姓”票和吕宋票来另创一种新的博彩方法，但制度设计十分呆板，结果十分失败。
而这些手法的失败，更令义赈人士认识了吕宋票形式的优越性。
光绪九年后，义赈人士处理助赈物品时，模仿吕宋票成为一种常用手法。
光绪中期，商人打着“筹赈”名义，绕过官方禁令，开办了明显属于经营范围的彩票。
在义赈人士成功运用赈彩手法之后，彩票终于在中国得到了打开缺口的机会。
光绪中期，一批商人借鉴义赈的先例，并打着“筹赈”的名义，从而绕过官方的禁令，开办了明显属于经营范围的彩票。
虽然这批彩票的彩项都是实物而非现金，但是这些实物的商品价值相当不菲。
况且，这批彩票不仅在发行量上大大超过了义赈发行赈彩的规模，而且都是以定期发售、长期发行的形象问世，这就与义赈临时举办赈彩的情形拉开了距离。
有趣的是，这批彩票的创办者皆为在上浦的书局，其所设彩物也都是书籍，故而它们又被称为“书彩筹赈票”。
首家书彩筹赈票由翰宝阁书坊于光绪十三年九月发行，计划售票一万张，头彩可得《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不过，这家彩票很可能是投机行为，所以仅开彩一次便再无下文。
同年底，森宝书局发行了规模更大的书彩筹赈票，其第二次彩票发行量竟达四万张。
尽管绝大多数书彩筹赈票结局不佳，但正是随着它们一度蔚然成风，国人自办彩票的问题开始引起社会上的注意，甚至出现了有利于彩票业的社会舆论。
当然，这种状况仍然离不开以义赈为依托。
从光绪十四年十月到十五年初，《申报》刊发了数篇建议仿照吕宋票专设长期发行的彩票以助赈，并由义赈人士办理的文章。
显然，此类舆论无异于对国人自办彩票的合法辩护。
与此同时，以“筹赈”为旗号的彩票不但继续发行，还从彩物阶段过渡到了彩金阶段。
森宝书彩票从光绪十五年起，将彩头换成了彩金，成为国内首家与西方彩票完全接轨的彩票。
而在森宝票成功转型后，其他一些公开经营的筹赈彩票亦畅行无阻。
虽然森宝等彩票后来无疾而终，但它们终究意味着中国近代彩票破冰之旅的完成。
正是前面的铺垫，光绪二十五年初，华商广济公司在上浦发行“江南义赈彩票”，从官府得到6年专营权，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意外反响。
并且，该彩票甚至一直到清亡时还在以“江南赈捐票”的名义发行，成为中国近代首家实现长期经营的彩票。
而在江南票的鼓舞下，光绪二十七年初，又涌现出了三家打着义赈旗号且都声称得到官方批准的彩票。
不幸的是，中国近代彩票泛滥的序幕亦就此拉开，此后更多的彩票连义赈旗号都不再需要了。
而这种泛滥态势，也不是义赈所能负责的了。
第三二八二章 古董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