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蒂真相》的作者，是意大利统一社会党领袖、着名的自由主义者马泰奥蒂。1923年，依据对墨索里尼“黑衫党”、暴力小组的深入调查，马泰奥蒂写出了这本风行欧洲、轰动一时的着作。次年，他遭遇了黑衫党成员的暗杀，年仅39岁。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本旨在概述黑衫党暴行、揭示法西斯意大利恐怖前景的着作，却使刘健群成为中国最早也最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之一了。1969年，刘健群心情不无复杂地谈到，“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来是很落后的了，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所谓“进步”，与布衣团构想的自身不足、缺陷有关。如果说，布衣团以及“限制成员个人财产”的特色，旨在为执政党开一剂药方，那么，它却没有谈及社会、民间。而在满洲沦陷、亡党亡国近在咫尺的背景中，所有从容的设想、渐进的反腐，都是不合时宜乃至近乎可笑的。与蒋介石一样，此时的刘健群，也急切地要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以动员社会、唤醒民间。
最能够动员社会、唤醒民间的，莫过于法西斯主义。不是吗？以法西斯意大利为例，千百万人团结了起来，并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腾飞、国家复兴；不是吗？以尚未执政的纳粹德国为例，希特勒的演讲、纳粹党的政纲，也使千百万人如痴如醉。刘健群认为，在这样的关头，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一年秋天，在满洲沦陷、社会动荡的惨淡背景中，刘健群开始起草一份《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书》。后来的历史表明，就是这份长达87页，行文流畅、语真意切却急功近利、思想平庸的文件，伏笔了力行社后来的纷纭毁誉。
“我们的党已经完全堕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官僚和政客争权夺利的一个竞技场……”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这么写道：“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党的各级书记长和党员的相互冷漠、相互利用。至于党员和各级书记长的关系，更是令人齿寒，这些所谓同志彼此间的热爱还比不上同乡或同学……”
紧接着，与宣介溪、布衣团成员的对话，也大段大段出现了，“被群众所痛恨”、“源于党的失败”、“看不到党的工作”。在列举了政府与民间、官僚与基层的严重隔绝后，刘健群笔锋一转，以“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为标题，开始了它的第二部分。
刘健群认为，由于历史、“正统性”的原因，骤行兴替、完全撇开现有的党组织是不现实的，它会引发“激烈的争吵”乃至党的再次分裂；他说，“我们赞成保留党的原有的结构，但是此外在党内应组织一个献身于民族和普遍民众的队伍，它将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
这个队伍，就是“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它将以青年为主，完全实行布衣团的“限制个人财产”，并注重吸收海外的华侨青年；它将重新唤起民众对国民党的希望，而随着时间流逝、人世演替，它将成为国民党的主体；它将占据“中央执委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那时，国民党也就焕然一新、浴火重生了……
又何止于此？在接下去的篇幅，刘健群语言晦涩然而意图明确地谈到，复兴的意大利有黑衫党，德国有褐裳队，因此，这个团体才定名为“蓝衣社”；他躲躲闪闪地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主义而无策略，有纲领而无方法……应以黑衫党、褐裳队为借鉴”。换而言之，他所要剥离的，不仅是国民党的组织之壳，还有它的立党之意……
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当然是领袖。为此，刘健群反复强调，“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假如领袖不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不可避免要走错路”。他认为，中国还没有产生那样的领袖，类似印度的甘地、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非凡的精神力量团结全党、号召全民，但他坚信，“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统和缺乏内聚力的现状，必然会催生这样的领袖……超人会出现，并领导起革命运动”……
在这样一个领袖的号召下，蓝衣社成员将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在“收入等同于普通民众”之外，举凡娶姨太太、吸食**、出门坐头等舱乃至跳舞，都在取缔之列；至于贪污和腐化，更不必说了，“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刘健
第两三二章鏖战淞沪——力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