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父口中，范杰了解到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张学良，整个东北的时局也清晰的展现在了他的眼前，人们一向以为东北军是以张学良为首的整体，实则差之远矣。
张学良吸食**由来已久，最早的时候是始于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当时直奉双方相持不下，张学良不时目睹战场上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惨状，他的精神无比紧张，内心惶恐不安，几难排解，于是便开始吸食**，以求麻醉。
这时他只是初度涉足，浅尝辄止，未曾上瘾，但吸食**时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已让他欲罢不能，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此时的张学良仍有节制，但是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对张学良几乎是灭顶之灾，打击之大，难以言表。
当时的奉系内部可分为三个主要派别。老派，士官派，和学生派。
在奉军三派中，老派地位最高，但能力最差；士官派平时围绕张作霖充当幕僚，战时充当前线统兵官，控制着奉军的指挥中枢，处于“挟天子，令诸候”的地位，但缺少实际兵权；学生派地位最低，多是旅、团长和下级军官，但却是真正掌握着部队的带兵官。
三派各有特点，互相制衡，张作霖正是利用三派矛盾分别加以控制，从而驾驭整个奉系的。然而随着奉系势力的不断扩大，三派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改变奉系发展轨迹，而对后来造成深远影响的郭松龄反奉事件。
作为张学良的老师，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在人欲横流的旧时代，他能严格约束自己，也严格要求张学良。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染旧军阀、官僚之恶习，不要打麻将和抽大烟，要读新书刊。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当郭松龄看见李景林、张宗昌抢先占领直隶、山东，形成半独立于奉系的势力时，也非常希望得到一个省，以脱离张作霖自立的。他自认为战功卓著，获得一省应无问题，曾秘密派人南下考查安徽财政。可谁知，经杨宇霆一番活动，张作霖竟将江苏、安徽两省分别交给了杨宇庭和姜登选。这使郭松龄对奉系彻底失望。
1925年11月底，郭松龄率奉军主力7万余人，以讨伐杨宇霆并拥护张学良子继父业为名义起兵反奉，最后以兵败身亡而告终。
张作霖一直对其子张学良刻意培养，将奉军精锐全部交给张学良统率，而郭松龄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将这支部队的军官几乎全部换成了学生派骨干。郭松龄反奉失败，学生派随之瓦解，张学良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基本力量，不得不通过大批破格提拔年青将领的方式来重建亲信势力，王以哲、牛元峰等人便是代表，阎宝航也在其列。结果反而造成一些老派的嫉妒和不满。同时，由于张学良和郭松龄与学生派存在的深层关系，使东北军中的原士官派人员始终视自己为异类，时时欲另寻出路。
同时郭松龄的失败被杀，也使张学良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管束他了。
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张学良借毒消愁，再次吸食**。由于张学良的性格恣放，时常无法克制自己，因此，吸食**渐至成瘾。每当疲劳困顿袭来时，他就靠吸食**提神，长此以往，又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天长日久，竟成痼疾。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后，张学良对日本侵略暴行痛恨不已，悲愤交加，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无法自拔。但父亲之死终究对他打击很大，终于在仇恨的驱使下，1928年夏天，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
但他病急乱投医，无意中却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张学良听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对戒除**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
而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含有海luo因，注射日久，有习惯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且针瘾欲演欲烈，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见宾客，举行宴会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堪不说，还伤神误事，常常引人误解。
1931年春，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痊愈后，他重又吸烟，形神日非，不能自拔。
第一二六章风雨前奏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