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标榜中庸之道的华族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步步走偏，不是踏进民族主义泥沼就是坠入虚无主义陷阱，很少信步于平川坦途。国粹——包括汉字——也未能摆脱厄运。以文言文为代表的辉煌汉字就是在民族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夹击下没落的。“华夷之辨”持续两千多年，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固执地认为中国是上方之国，泰西蕞尔小邦不值一提。中国人遵循只读经书不读洋书的原则。魏源等先知先觉著书、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却没有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同（而且魏源等先知在认识上亦有不足之处）。
自鸦片战争以来，华夏民族不断受到外族欺辱，一辱再辱：1887年南洋舰队葬身鱼腹1894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义和团运动乃民族主义之回光返照。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导致庚子赔款。自斯时起中国人停止了反抗，外交、政治、军事、文化全面缴械投降，喊出“汉字拉丁化”口号。中国人“觉悟”到，传统的道德文章、修齐治国、阴阳八卦、道家方术抵挡不住洋枪洋炮。义和团运动是非理性的最后一搏。本欲成仙，反而速死。复仇导致“庚子赔款”的奇耻。中国人没有想到，乾隆时中国还是天国盛朝，仅历百年已入危局，更没有想到，一次丧国辱权的赔款让中国人沦为下等民族，生活举步维艰，尊严一落千丈。中国要拿出四亿五千万两海关银给洋人，平均每一人负担一两白银。更刺激中国人的是，一部分赔款还要返还中国修建洋学堂。中国人彻底失去尊严，被逼到拜洋人为师的绝路上，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人在文化上全面“就范”。
义和团运动覆灭把中国人引向虚无主义。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空前的浩劫。汉字成为重点讨伐对象。讨伐汉字师出有名，曰“汉字拉丁化”。急先锋钱玄同信誓旦旦：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钱氏并非随口乱讲，他认为早晚有一天中国人会把汉字改造为西洋字母。如果说庚子赔款是政治上的卖国（“宁与洋人，不给家奴”），那么紧随其后的便是文化上的卖国。当时处处弥漫着庚子赔款后的低落情绪，把受洋人欺辱的恶气、怨气、怒气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股脑撒在汉字及用汉字写作的中国文学上。汉字成为亡国祸种，汉字的传统文本——文言文成为不祥之物。
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只要中国人改用洋字母，就可以像洋人一样，御人而不御于人。面对国破家亡的败局，中国知识层摆出一副让汉字“负全责”的架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虚无主义的蔓延，一如义和团运动时没人能阻止民族主义。学习西方优长，要分清对象，主要应学习其民主政治与人权思想。传统文化并非一团漆黑（无论如何也不该把孔子、孟子、司马相如、刘勰、陆机等大牌文学家踏在地上乱跺乱踩）。中国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由民族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说明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运行机制不能适应席卷而来的西化（现代化）浪潮，不得不以传统文化为替罪羊。
小人得志，志士难眠。从汉字拉丁化运动发动之日起就分为两大阵营：取缔派（取缔孔孟之道，取缔汉字）与学衡派（因《学衡》杂志而得名，此杂志由吴梅任主编，以保护国粹为己任，不求盈利）。取缔派以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为代表；学衡派以梅光迪、吴梅、吴宓等为代表。未几，学衡派不敌革命派，《学衡》杂志被淹没在讨伐国学讨伐传统的汪洋大海之中。从此，中国的哲学到文学双双沾染上了欧风欧气。汉字拉丁化运动犹如狂飙横扫一切，只破不立，这正好符合当时国人的心态，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找到洗刷耻辱的捷径，“取缔”简单易行（破坏比建树容易），迎合了国人之心。
在胡适的煽动下，中国人开始崇尚破坏，把破坏大王胡适捧为英雄，将“破坏了才能建设”（胡适：《尝试集》）的口号视为万应灵丹。也难怪，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破坏中完成的（农民起义的平均周期仅一二百年），中国人对“破坏”驾轻就熟。胡适登高，众人紧随，就这样，汉字与国文在翻掌之间就完成了由高雅向低俗的蜕变，写作迅速欧化，由诗词歌赋转为欧式小说。当时的作家无不效颦洋人，扭捏作态。在文学方面，中国由贵族沦落为平民，失去东方独特的审美价值。有人为“汉字拉丁化”开脱，说什么这场运动并未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汉
从民族主义到虚无主义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