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使散播伪谶言，谤诬皇族，危害河西安定”——这是一个大罪。
杜筠不认罪也不行，因为有河西赛马会和马球会的四位掌事指证他，说受他指使，印发伪谶言小报——人证物证确凿。
杜筠也不敢不认这个罪，他不认，这个“指使”罪名就会落到他的嫡亲兄长——杜氏家主荆国公杜策的头上：他是遵从家主指令行事的协从犯。与自己的身家前程相比，当然是家主更重要，这个轻重权衡不需要多考虑。
大理寺终审判刑，杜筠夺官去士籍，贬为庶民，入狱徒刑二十年，遇大赦不赦。其子孙两代不得入仕——这一条，是圣人的旨意。
杜筠是杜家这一代承梁支柱之一，这一入狱，就是斩了杜家一臂，等二十年后出来人已经废了，而杜筠长子年二十一就中进士，如今任青州刺史之下的别驾，有望三年后就升刺史，被视为杜家将来可承挑大梁的杰出子弟之一，杜筠次子也是进士出身，才学颖悟，就任高州录事参军，也是前程大好，如今却双双被夺了仕途，连带以后其子也无法入仕，杜筠这一房在官场上便是废了，对杜家嫡支绝对是一个打击，须知哪一家的杰出子弟都不是大萝卜，随便种种就能种出一根来，花了心力培养出来的人才，却被打落下去，还不是一个，能不吐血？！
但这还不算完！
杜筠判罪的第二天，荆国公杜策就在朝上被御史大夫谢迥上章弹劾“家风不正，教弟不严，不堪为百官表率”，紧跟着，又义正词严的举证弹劾杜家贱价强夺民田、民宅，不肖子弟欺男霸女弄出人命案等十几桩不法事，朝堂上一片哗然。
要说哪个世家没点阴私事？下面不出几个不肖子弟？——家族大，分支多，不是那个子弟都能管教到，何况高门世家本就势大权重，那些品德不修的子弟很容易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关键是能摆平，不让人闹出来，抑或闹出来，也被人摁平了。但眼下被谢迥这么明晃晃揪出来，就意味着这位御史台总宪、陈郡谢氏的家主对杜氏出手了，那些以前知而不言的“小纠纷”转眼就能翻成大案，在此时成为一记重拳击向杜策。
不得不说，谢迥这个时机抓得太好了！
圣人对伪谶言之事非常震怒，杜策作为家主和长兄，受到杜筠一案“牵连”是必定的，而谢迥在此时加一把火，将杜家摁下去的那些不法事翻出来，就等于给圣人递了一把刀子，刻着国法和道义，让圣人从重发落杜策就成了应当。
圣人利索的接了刀子，大发雷霆，斥责杜策身为长兄如父，教弟不严，纵其谤毁皇族，辜负君恩，而身为家主，又律家不严，纵容子弟欺压百姓，不严惩何以彰显皇室尊严，维护国法之威？尚书令魏重润、门下侍中崔希真、门下左卿邵崇廉等位高权重的大臣也立即补刀，攻击杜策立家不严，持身不正云云。当然，也有为杜策说情的世家大臣，但最多只能以杜策身为家主不知情为由，为其摆脱“纵下”之罪。但身为吏部右卿，这个“不知情”就是大过了，连家里子弟跋扈违法都“不知情”，又怎能当得起吏部右卿之职，监督、考核百官？圣人当殿罢去杜策吏部右卿之职，贬其为黔安道遵州刺史，又从国公降为新野县侯。
谕旨一下，朝野都沸腾了。
按照穆宗朝整顿吏治时定下的规矩，朝廷每对大案、高官的处置，不涉及敏感不能言的，都会令京兆府在四城贴出布告，晓谕京城各坊，这使长安百姓对政事的知晓度和关注度都极高，是以杜筠的判罪公告和杜策的贬官公告一先一后张贴出来，没过两天，长安城上下，从官员到士子到布衣百姓，几乎没有不知道的，顿时议论纷纭，成了京中的大新闻。
对世家来说，降爵是次要的，关键是贬官。爵位只是虚衔，虽然代表着品级地位，但甲姓世家的地位不会因为爵位的削降而有损，相反，官职才是握在手中的实权，何况吏部是六部诸寺监之首，掌官员的考核升降，是职权最重的要害部门，岂是只领爵禄的公爵可比？
再者，杜策贬官的黔安道位于帝国的西南边域，山高林密，路险难行，且地物贫瘠，论帝国最穷的几个道，必有黔安道，有个笑话说“黔安道除了驴，什么都不产”，这个当然夸张，却道出了黔安道的穷。杜策被贬到这里，足见圣人厌憎之心——杜家是彻底失了圣眷了。
坊间
第190章第一九O章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