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若董卓铸足重四出五铢。危害并不大。
自蓟国角钱，以一兑五，收尽两汉五铢。并券钞大行其道。铜钱已渐变成储备货币，越发不参与流通，大量窖藏于各地赀库。源源不断，贩回蓟国。回炉重铸成四出文钱。
所铸角钱，取券钞发行量十分之一，输往各地赀库。足够支取。
蓟钞面值，最大已至千角。千角便是铜钱一缗。可想而知，收入钞夹，足够日常所需。从专用钞纸、雕版、到烫印、封膜。重重防伪，断难仿造。历经数代更迭，蓟国已全面转用纸币。
更有甚者。蓟国造纸术独步天下。此等奇技，海外诸国，闻所未闻。技术鸿沟，堪比登天。便是有心已无力。
蓟国宝钞，更需另握琉璃烧造奇技。一言蔽之，环顾宇内，非人力可及。
凡蓟国良匠，必出将作寺。凡入将作寺，必为墨门子弟。墨门，自有“墨守成规”。墨规之下，匠心独运。又岂会轻易背主。时下，匠人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门派。其核心凝聚力，可想而知。
比起史上火烧洛阳后，百业凋敝，良工全无。时下，由四出文钱始作俑者，钩盾令宋典，领衔仿造。其技艺之精湛，本足可“以假乱真”。
奈何时间紧迫，无从精工细作。外加董卓欲造三铢小钱。唯有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勉强为之。
抄掠全城，所得铜器，全无成本可言。董卓再铸三铢小钱，乱价足重五铢钱，可谓一本万利。
唯一破绽，便是蓟国乃用铜范。上林苑为求迅捷，故用泥范铸钱。虽经打磨，然与真钱，毕竟不同。稍加留意，足可分辨。
更何况，仅为三铢重。份量不足，入手便知。
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洛阳朝堂，困守关中。机构臃肿，兵卒众多。人吃马嚼，外加宗室贵胄，封君列候，嗷嗷待哺。
朝中缺钱，可想而知。
万幸。百官俸禄，皆由钱堡足额发放。蓟王虽因故离京，然奉献不改。便是春腊二赐，洛阳百官，亦与蓟国比同。
俗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
只恨蓟王不愿受禅。否则，何必于董卓当面，卑躬屈膝。颜面无存。
可悲，可叹，可怜，可恨。
纵览董卓人生轨迹。火烧洛阳，迁都长安，可谓最大败笔。亦如许攸所断言，董卓其人，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西迁长安后，远离关东联军，又近羌人盘踞。董卓只手遮天，筑坞于郿，高厚七丈，与长安城相埒，号曰“万岁坞”，世称“郿坞”。坞中广聚珍宝，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后卓败，坞毁族灭。
当下，虽未迁都长安。然内忧外患，已涣然冰释。南阳毁于大水。群雄貌合神离。汉室宗王崛起，更有蓟王虎踞河北。
尤其先帝《起居遗诏》一出，居拥大义。蓟王奉献如故，天下自当俯首称臣。
献帝父母皆亡，孤家寡人。唯仰仗董卓，守护周全。内外皆同党，左右皆爪牙。此时董卓境遇，与先前可谓云泥之别。功成名就，自当马放南山，坐享荣华富贵，后半生清平安乐。
“肉腐出虫，鱼枯生蠹”。千里之堤，终溃于蚁穴。
故桓典有言。许攸毒计，杀人诛心。
长史之马，死于道旁捧杀。
泥范铸钱，果然迅捷。得首批三铸小钱，董卓犒赏三军。各处大营，欢声雷动。奈何兵士出营入市，手中劣钱，比照两汉五铢，竟先折六成，再行五兑一。计“十二兑一”。
兵士心中恼怒，可想而知。
然市中商家，有恃无恐。言，小本生意，本就不易，幸得蓟王庇护，才勉强为继。
蓟王赫赫凶名，便是秦胡贼兵，亦不敢造次。
回营后纷纷叫嚣。眼看兵乱将起，营吏急忙上报鱼梁台。董卓遂下敕令，新铸小钱，当与四出五铢等价。
有道是皇命难违。
本以为，洛阳商家，无计可施。岂料洛阳市价，一夜间，暴涨十二倍。
与此同时，蓟钞亦水涨船高。购买力
186 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