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悉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之所以在明治维新之后甚嚣尘，便是日本人深知大清在这方面的漏洞。
在清廷，“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是“天下观体系”下的政治词汇。日本人并非不知，但现实需要，他们故意将之放置到了近代“世界观体系”下理解，于是成了：清廷承认台湾东部番地无主。
此次交涉影响范围不大，但也引发了朝廷之外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又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譬如副岛种臣来访半月之后，受北满州影响提前问世的《申报》，便刊载了署名为“岭南莲塘生”的一篇稿件，基本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下层士大夫们的普遍看法。“岭南莲塘生”说：“盖台湾一带，虽系华之地，而台湾府属界，居海岛边境。至于生番，则又深居内地；虽统称台湾，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且生番蛮类，未晓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与土何碍焉！”
其的“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等言辞，正合日本人之心。但在“岭南莲塘生”的本意，却并不涉及国家疆域问题，所指均属化层面。两套彼此交叉、互相矛盾的“世界认知体系”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的外交游戏规则，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操纵于股掌之间，而清廷举国朝野竟毫无察觉。
有了内外的一致铺垫，日本政府紧急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并不顾北海道的战火刚刚熄灭，加急组织了侵台军，名曰：“台湾生番探险队”。《要略》的重点便为副岛种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其证据具见清国自来所刊行的书籍之,而当前任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廷官吏所作答语,尤其显然,故视之为无主之地,具备充分理由。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可于此获得主要根据。”
日本出兵台湾在即，台湾道在给闽浙总督的件里却将此事的权重放置在“剿办彰化廖匪”一事之后，并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虽然担心日本人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但给出的处置建议仍是消极的“一切惟以镇静处之”。这自然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台湾地方官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关乎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
一切似乎都超乎想象的顺利，但是当日军讨“番”统领西乡从道将出兵台湾的照会直送闽浙总督李鹤年处时，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鹤年的强硬反击。此后李鹤年更是多次照会西乡从道，其名言：“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据此各条，则台湾为国疆土，生番定归国隶属，当以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兹日本国将照会，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惩戒。在生番迭逞悍暴，杀害无辜，即按以国之法律，亦所必诛，惟是台湾全地素属国，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赴，既与万国公法违背，又与先时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二两条不合。”
李鹤年态度的突然强硬，是因为西方几个看热闹的出声了。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致函总理衙门，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并在信询问“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国版图”。稍后，英、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国领土。尤其重要的是，英国通过驻华使节，将来自英国驻日大使阿礼国获知的信息告知国：“内称据东洋意见，台湾岛自某处迪南，皆不隶国版图之内”。
威妥玛强调，清廷对台湾番地主权等认定，与英国针对此事的外交态度密切相关。如果国认为番地不属于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对英国民众协助日本出兵台湾不做任何限制。如果清廷认定台湾属于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将明令禁止英国民众参与日军出兵台湾一事。法、美各国所持意
第六百一十四章 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