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家里有三间房子专门放书。每个房子里三面靠墙的地方，并排摆放着几个紫檀木书柜，书柜高两米、宽一米、厚五十公分，左右两侧是木雕莲花，上下两层，四扇花格木门，柜子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房子中间放着一张有雕饰的长条桌，上面放着文房四宝，桌子旁边有两张椅子，椅子面不大，靠背高。墙角有角几两个，上面摆放青花瓷瓶一对。房间里弥漫着檀木的淡淡清香，爷爷喜欢在这间书房看书写文。另外两个房间布局略有不同，房子中间长案上平放着很多书。书籍按年代分放在三个房间，再按类别分放在每个书柜。爷爷去世后，三间书房原样未动。
一次父亲在书房看书，我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知道我又要请教问题，爱抚地摸摸我的头说：“大胆地问。”我指着书柜里的书说：“史记和二十四史有关系吗？司马迁和司马光是弟兄俩吗？”父亲给我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释：“《史记》是司马迁写的，他是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二十四史》是司马光主持编写的，他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两个人相差一千多岁呢。”接着鼓励我说：“学问学问，以后多学多问就有学问了，懂吗？“我点头应道：“懂”。
土改时候，农会来了几个人，把书房里的书放到院子里，靠墙边堆了一米多高，书码放得不整齐，摊了一大堆像小山一样。然后他们把家具、书柜抬到院子当中，倒腾半天把三间书房腾空。转天来几个大汉把沉甸甸的家具抬走了，不知道直接抬到他们家了，还是抬到农会分给哪些人了。
过了一些日子，农会的一位好心人在街上遇到我哥哥，他说：“你们家的书扔在院子里，你愿意要就捡回去吧。”那些书是几代人留下来的，我们自然十分珍惜，但是没有农会人发话一本也不敢往回捡。得到允许，我们赶快到大院里捡书。当看到七零八落狼藉一片书籍的时候，我一下子扑上去，找我读过的书，喜欢的画。扒拉半天，也没有找到几本。显然书画绝大部分已经被人拿走，剩下的一些没有封皮，有的少几页，有的撕掉半本，有的上面留着泥脚印子。扒拉到书堆最下面的时候，看到一个黄油布大包，里面包着一卷一卷的东西，我们把劫后余生的书画捡起来搬回家，这些书画跟着我们几经乔迁最后搬到老家后院的破仓库。
幸存的书籍无处安身，只好放在院里一个大破敞房里。敞房就是只有三面墙的房子。房顶上塌了一个洞，用一块油毡盖着，地面用旧砖头铺设，砖头上平铺着高粱秸秆，上面码放大大小小精装、简装、线装、完整的或者体无完肤的各种书籍，书画堆满一屋子。房子漏雨，一下雨书们就倒霉，晴天的时候家人搬出去晒，晒干后再搬回去。嫂子做饭点火有时就拿一本，她把书一张张撕下来当点火的引子。我这个小书虫看见很心痛。经常在太阳底下翻阅晾晒的书籍，我爱看线装书，右翻页、字大。《资治通鉴》、《宴子春秋》、《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很多书我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不太理解，生字不少，磕磕绊绊“翻”完一本书，算不得读完一本书。
两三年下来，堆了一屋子的书，很多进了灶膛。我对嫂子烧书有些不满：“你是秦始皇？焚书？”嫂子说：“你没有看见柴火太湿，点不着吗？吃饭要紧。上辈人要不是念书多，现在下辈人能挨斗吗？”我说：“你怎么这样说？念书多知识多智慧多，我就喜欢看书。”一次嫂子烧火做饭时，在灶台旁边放着一本书，蓝色封皮上有一长方形白底，上写三个黑字《石头记》。《石头记》写成于1754年，清乾隆中期。1784清乾隆四十九年，正式题名《红楼梦》。我读的《石头记》应该是三百年前的。书的字比较大，竖排版。我顺手翻了几页觉得挺有意思，便收了起来，这部险些被送进灶膛化为灰烬的文学巨著被幸运地保存下来。我下学有时间就看看，生字很多，都是繁体字，也就懂个大概意思。我想看个明白，于是找来小学生字典，还在书堆里翻检到一本康熙大词典，大辞典已经残缺不全，字典竖版、字大、墨印。借助字典我读完了小说《石头记》，那时我十岁，书里讲一些爱情故事，一些风花雪月的诗词，我朦朦胧胧似乎意识到男女有别。我第一次认真读了《石头记》，但是并不知道它是文学巨著，不过文学的熏陶多少是有的。
我识字多得益于父亲对我的早期教育，三岁背诵《三字
第四十七章 焚书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