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也师没办法的事情，身处其位，必谋其政，朱阁老既然是浙党的领头人，享受着浙党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也就必须肩负起为浙党谋求利益的责任。
说到底，无论是朋党还是派系，都不过是一个利益联合体而已，唯有利益，才是连接党派当中所有人的粘合剂。
换句话说，朱赓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态度。
而对于浙党来说，无论是王锡爵的主张，还是叶向高的奏疏，都是十分不利的，朝廷之事，有时候只是一句话的不同，就会让整件事情都变了味道。
浙党作为朝廷最大党派，鱼龙混杂，关系盘根错节，人数繁多，势力庞大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
朱赓，或者说浙党之所以主张留大计去其他，就是因为浙党人多势众。
虽然说历次大计都是由吏部负责，但是这等大事，又岂会真的是吏部一个部门能够料理的了的。
尤其是在关于官员的政绩考核上，浙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要知道，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就是硬邦邦的政绩，钱粮，人丁，刑名，这些庶务上的东西是不太容易作假的，地方官职责就是守牧一方，只要这一点能够做好，自然能够在吏部考评当中得个好评价。
但是有一个很无情的事实就是，吏部对于优等的评价要求是很高的，除非是有极为出色的政绩表现，不然的话很难在众多官吏当中脱颖而出。
而绝大多数的官吏，能够做到守成，不给地方添麻烦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不要说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成绩来。
所以这部分的官员想要谋求升迁，就只有两个办法，其一，讨好上官！
虽然说从理论上来说，大明的体制下不存在完全的统辖关系，知县和知府的官帽子都掌握在吏部手里，但是上下级还是存在的。
而通常来说，知府这类的上官对于知县这样独立性很强的正印官最大的钳制，就是岁末考核。
每年岁末，府一级的正印官会对县一级的各个方面做出一个综合的评定，并且对于正印官做出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不会直接成为官员转迁的标准，但是却会计入吏部的考评当中。
所以说，要想升官，很实用的一条路子就是讨好上官，上官要是在给你的评语里说几句好话，绝对能极大的提高在大计当中的评级。
那若是和上官没搞好关系，或者是上官故意为难你呢，是不是就没办法谋求升迁了呢？
也不是，吏部的考评当中，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叫做士林名声。
名声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是它的确有用。
如果一个人在士林当中风评极佳，那么吏部在下评语的时候就会考虑，如果给他一个不好的评语，会在士林当中引起如何的影响。
至于这种东西对于大计的影响有多大，请参考万历二十三年的沈思孝事件。
而名声这种东西是怎么来的？
自然是靠人说的，所谓花花轿子众人抬，一个人夸你别人不信，但是一百个人夸你，大家肯定就都会相信了。
浙党把持着朝廷最多的中层官员，理所当然的也就把持着士林当中的舆论风向。
有了这柄利器在，几乎每一次大计，浙党都能从其中捞到不少好处，而这一次天子意欲整饬吏治，于浙党来说，简直就是猫儿闻着了鱼腥，自然不肯放过这块肥肉。
但是要清楚一点的是，浙党想要的大计，和叶向高所建议的大计，完全不是同一种概念。
这二者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浙党主张以吏部的考核方式来大计官员，而叶向高的奏疏当中却明确提出了以官员是否贪腐作为评定标准。
而一旦将标准定的如此清晰明确，那么浙党的优势将会荡然无存，甚至相反的，浙党由于人数众多，在这场大计里面的损失也将是最为惨重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朱赓自然片刻之间便想到了，所以他毫不犹豫的站了出来，表达自己的反对。
“肃清吏治，扫除积弊，老夫自然赞同无比，大计之事也势在必行，然朝廷自有章程，单以贪腐银两是否评判官吏，是否有失偏颇？”
第七百四十一章:大人物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