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九节 对日决议
为扩大自身的影响，1941年5月自由法国派遣爱司加拉上校前来中国，与重庆国民政府接触和西南联盟，希望两者能承认自由法国。
范哈儿对此毫无问题，他本来就和维希法国没有正式的关系，在亲自飞到重庆接见了这位法国上校后，就正式宣布允许自由法国在重庆设立代表机构，两者之间也立刻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联络机构。
随后，基于对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以及法国维希政府对重庆政府采取不友好政策，1942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与自由法国驻中国代表爱司加拉上校以秘密换文方式就中国与自由法国之间的关系达成谅解，中国以国民党名义承认1941年9月在伦敦成立的自由法国的领导机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自由法国则同意在战争结束后考虑放弃法国在华特权问题。
1月22日，爱司加拉在致吴铁城的密函中首次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名义就废约问题表态，声明：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注意到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1940年7月18日和1941年6月11日在下院所作的声明，它们都表示英国政府准备在远东恢复和平时，与中国政府商谈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修改以前所订的条约。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亦注意到美国政府所作的类似的声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保证一旦和平恢复，中法两国政府得以处理英美声明所提出的问题时，就立即以与英美同样的精神来研究它们”。
毫无疑问，自由法国之所以在废约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等待英美之后解决中法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这除了当时自由法国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法国的合法政府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自由法国并不愿轻易放弃在华权益。
在自由法国内部讨论废约问题时，其外交专员马斯格里就明确表示：在法国目前还没有能代表全国机构的情况下，民族委员会应维持法国的权益不变，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将会影响我们同胞的利益，因此，我们目前必须尽量避免在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更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态度。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戴高乐领导的民族委员会很快意识到随着德国、苏联、日本、意大利、英、美等国家相继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法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个问题，并且，如果法国最后一个表态的话，这将对法国的利益和外交极为不利，恐怕到他们必须放弃特权时再没有任何的价值，更谈不上让中国人感谢，到那时中国可能要求法国作更大的牺牲。
为了扭转在这个问题上的被动局面，戴高乐领导的民族委员会改变此前的谨慎态度，在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尚无意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的合法政府的情况下，决定就废约问题主动与重庆政府举行谈判，试图通过废约谈判达到以下两个目标：
第一通过放弃法国在华治外法权换回中国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支持和对越南领土完整的承认；第二通过废约谈判促使重庆国民政府与维希政府断交，转而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的合法政府。
1943年4月，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即派遣顾亚发作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前来重庆。
顾氏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有关法国放弃在华特权问题，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外交专员马斯格里在给顾亚发的训令中明确指出：
“您可以重新提出民族委员会已经向国民党所作的原则保证，并且您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一旦中国政府承认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英美已接受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您必须努力将放弃我们在华的治外法权与中国对法兰西帝国的完整（如同1940年6月停战以前的法国）的承认结合起来。”
换言之，就是要把废约问题与中国对自由法国的正式承认和恢复战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联系起来。
作为此时越南战区的盟军司令，范哈儿也派了特别代表参与这次与自由法国政府代表的谈判。
只是范哈儿早就将东南亚看成是中国的后花园，对于越南，当然也是志在必得的。
所以范哈儿的谈判代表，在接触的过程坚决反对将原来的法属印度支那重归法国名下，仅愿意
第三百五十九节 对日决议